《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花溪渔隐图》，明崇祯，纵33.4厘米，宽24.5厘米。

此图为《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之第八幅，在白色绫地上绣成。绣品画面由远山、江水和岸滩构成，空间处理繁简有致。起伏绵延的远山以其低矮之势而显旷远之意。江水浩渺，一渔者驾孤舟独钓寒江，在宽阔的江面衬映下备显孤单落寞。近处滩岸详加描绘，一草一木，细密清晰，犹现眼前，深得王蒙画树点勾渲染、一树一法之精髓。尤为醒目之处是在低矮的草木中一株老松拔地而起，遒劲卓立，在幽淡空寂的氛围中平添突兀勃兴之昂然意韵。

此幅绣品中使用了多种针法，用擞和针与抢针绣山石树干，以齐针绣柳树枝叶并勾路石边线，用松针绣松叶，用网针绣船篷。湖石和坡地以淡彩渲染敷色，绣、画并用。绣工精细而不板滞，以细如毫发的丝线充分表现了原作笔墨的枯润、笔锋的藏露和线条的圆折等绘画技法。然而，针线毕竟无法尽然替代笔墨，原作层峦叠嶂、繁复苍逸、“望之郁然深秀”的墨韵尚不能在绣品中充分展现，这是不同艺术领域和艺术手法的局限性使然，不可苛求。

对页为董其昌题诗：“何必熒熒，山高水空。心轻似叶，松老成龙。经纶无尽，草碧花红。一竿在手，万叠清风。”韩希孟，名媛，武陵（湖南）人，顾名世孙顾寿潜之妻，明末著名的刺绣家。她擅长刺绣，工画花卉，却不以临摹形似为满足，而以追求“画绣”的神韵为目标，因此所绣人物、山水、花鸟均能达到静中寓动、神韵逼真的境界，备受世人欣赏，世称“韩媛绣”。

《花溪渔隐图》为纸本设色，元代王蒙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渔隐”作为绘画题材始于唐代。唐代诗人张志和隐而不仕，以一叶扁舟垂纶捕鱼为乐，自号“烟波钓徒”。他创作了《渔父词》和《渔隐图》，从此这一题材便经久不衰。各个时代所追求的归隐意味是不同的。在元代，面对蒙古政权的高压统治，没有政治出路的汉族文人纷纷避世隐遁，所以在他们创作的《渔隐图》中“隐逸”的意味强烈。到了明代，文人可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他们所描绘的《渔隐图》中出世隐逸的思想被大大淡化，却加强了对现实社会的描写，这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王蒙（1308—1385年），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赵孟頫外孙。曾作过元朝小官，元末弃官归隐黄鹤山（今浙江余杭县临平镇）。入明，曾任泰安知州，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捕，死于狱中。工诗文书法，善画山水，为“元四大家”之一。《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中国画技法之一，属辅助性用笔，为突出形象之用。“渲”是在皴擦处略敷水墨或色彩，“染”是用大面积的湿笔在形象的外围着色或着墨，烘托画面形象。

我国传统刺绣基本技法之一，又称长短针、羼针，针法组织与套针类似。其法先由内向外分皮绣制，第一皮用长短线条参差排列，第二皮用等长线条上下参差间隔，嵌入第一皮线条空隙中，第三皮线条与第一皮线条尾端衔接，以后各皮依此类推。针线较平铺、细薄、显露，不受色彩层次限制，镶色和顺，适于绣制花鸟、人物、树石、书法。

传统刺绣针法之一，又称“戗针”。按纹样形状分层刺绣，其针法有三类：从纹样外缘向内刺绣称“正抢”，从内向外并将绣线扣压成弧形者称“反抢”，绣一层空白一层称“迭抢”。抢针主要用于表现物象色彩的深浅变化，具有晕色效果，纹样层次分明，装饰性强。即“平针”、“直针”。以针线平行或斜向地刺绣在织物上，起针和落针均位于纹样边缘，针脚排列紧密，绣面匀称平整，不重叠，不露地。刺绣技法之一。采用直细绒线条绣，绣时先从外向内起针绣，在中心落针，按顺序绣成圆形，绣线要参差错落，似风车形。苏绣针法之一。针法组织有横、直、斜三种，用不同方向的绣法组成三角形、菱形、六角形等连续几何形格式，然后再用相扣的方法在几何形格式内绣出各式花纹。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清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