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祖椿(1872—1942)，字仲生，号自庵、圆叟，广东东莞人，年幼孤苦，得父执张惠田之荐，从居廉(1828—1904)习画，并结识居廉的另一弟子伍德彝(1864—1928)，得以观摩其所藏历朝名家翰墨。同时，容祖椿“久侍古泉丹青笔砚间”，因熟谙其法。他在居氏门下学到了一些花卉写生的技巧，又从伍德彝家藏名画中获得前人绘画的灵感。因而在其画中，既有古韵，也不乏造化之生气。

容祖椿与高剑父、陈树人一样，是居廉的得意弟子之一。他以画花鸟见长，同时兼擅人物、山水，并精鉴赏。他不仅传承了“居派”画法，还创造性地将没骨花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展现出清新自然、水墨淋漓的艺术效果。他所擅长的人物画，传承了明代陈洪绶及晚清费丹旭、改琦、居廉以来的人物画传统，赋形传神，别开生面。

作为一个20世纪上半叶的区域性绘画名家，虽然他所生活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由于一直以来在学术界缺少关注——除了蜻蜓点水式的点评和有限的画传外，几乎没有人对他做过专门的研究，有关他的生平与绘画资料也寥寥无几。

幼年的容祖椿可谓同辈容家子弟中不折不扣的异类。他并没有像其他子弟一样刻苦学习，他生性贪玩，读书没有耐心，而且厌恶背诵，故而成绩每况愈下，一直让家人和老师无可奈可。不过，生性调皮好动的容祖椿并非一无是处，他钟情画画，对于看过的画作过目不忘，可惜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容家私塾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唯有经常在邻近房屋的石灰墙上信笔涂鸦。

在家人和老师看来，对于他在墙上乱写乱划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对于他画出的画作却不得不佩服，只见他笔下无论人物山水，花鸟虫鱼皆形神合一，惟妙惟肖，俨然一幅似模似样的壁画。当私塾老师看到他的画作，对之大为赞叹，于是对其父日容云岩说：“贵公子读书估计前途不太，但如果让他学习书画，或许有朝一日能成大器。”

容祖椿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因病仙逝，由于丧失经济支柱，他的家境日益穷困。适逢当时番禺二居客居东莞，在其父好友张宪田的举荐和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祖佑的再三恳求下，居住在莞城道生园的居廉遂决定亲自到其家看个究竟。当居廉看到容祖椿手绘的壁画时，心中大为震撼，觉得这位少年确是可造之材，便欣然收之为徒。这样，容祖椿便成为了二居在东莞的第一个门徒。

在师父居廉的亲自指导下，容祖椿的画工进步神速。几年后他随师父迁居广州，在番禺十香园鹤紫梨花馆，他与同门师兄弟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一起切磋丹青笔墨，受益匪浅。当时与容祖椿最要好的当数同门学长伍德彝。伍德彝之先祖乃广州十三行老板，清代中叶堪称世界首富的伍秉鉴，德彝父亲伍延鎏亦为画家，他们所居曰万松园、镜香池馆、浮碧亭等，富藏历代名家翰墨。容祖椿常到其家作客，不但可以临摹古今名画，而且结识了很多当代名士。

容祖椿学成以后，在广州以绘画为业，他的绘画水平可谓炉火纯青，无论花鸟虫鱼，还是人物山水，画起来一气呵成，而且栩栩如生。他在广州加入了有张纯初，高剑父等画坛名流组织的清游会，每逢周日在广州各大酒楼即席挥毫，当时求画者络绎不绝，他的画总是供不应求。民国十八年，他的力作《贵妃出浴图》腾空出世，画作中杨贵妃在华清池全裸出镜，千娇百媚，万般神韵，楚楚动人。在当时仍为封建社会的中国，画作立即引起全社会的轰动，由画作引发的艺术界乃至思想界的思考，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民国二十七年，中日战争的战火蔓延至南粤大地，容祖椿举家迁回莞城平乐坊老家中居住。当时他在其侄子，印刷商人容康泰在莞城旨亭街开设的印书局作画，他的另外一位侄子，著名教授容庚先生也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经济支持。东莞沦陷后，容祖椿避难香港，仍靠卖画为生，但由于经济恶化，他的销路一直不好，故此经济拮据。香港沦陷前夕，他出街时遭遇劫匪，身上之前的东西被抢劫一空，其中包括出自名家的十二颗图章。

香港沦陷以后，容祖椿返回广州，住在六榕寺，专为当时六榕寺的主持铁禅和尚画画。铁禅和尚拿着他的画作送给日伪高官，被高官重用之余，还被送往日本传道，而容祖椿依旧穷困潦倒，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得了一场大病，终病逝于当年十月，去世前，他唯一担心的是同样穷困的家人无力料理后事。

尽管容祖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离开人世，不过他在人间留下了许多优质的画作，自上世界八十年代以来，他的画作开始受到重视。九十年代初，广州美术馆还专门为他的画作做过专题展览。如今，容祖椿的画作在拍卖市场上价格仍居高不下，拍卖会上还时常出现两岸三地的书画爱好者争相收藏容祖椿画作的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