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元 至正廿六年: 公元1366年 说明:全器呈无耳鼓腹圈足簋，圈足光素无纹，后人于锈上阴刻细线一道权充弦纹，器底外凿刻铭文三行十三字，字作「泳泽书院铜祭器至正廿六年造」。 泳泽书院乃方国珍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因朱熹弭节于此，故于金罍山之东立祠祀之，几席笾豆罍爵之设，亦既完且美矣。堂宇修建始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春，落成于冬十一月。 器身纹饰风格与出土于洛阳东郊洛河北邙山坡，元代赛因赤答忽墓(至正二十五年，1365)中的黑陶仿古礼器上模印装饰风格相近。本器铭文属于印章戳记式，凿刻于器外底部，这种形式亦见于北京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的黑陶兽面纹贯耳瓶，其圈足内模印篆书「潞州会山散人」六字款。 器之撇口与腹部以束颈为界，乃后焊成形，可能是伤残后补。器身底部有三圆孔，原器应是鼓腹三足鼎，三圆孔是鼎足所在之残迹，因此本器圈足为后配，今已脱落。圈足形制及尺寸，与西周中期偏早宝鸡茹家庄一号车马坑所出土，车軝之附件相似，两者都有钉孔，故此器圈足应为西周车马器之附件，确是「古器今用」之实例。 此器铭文凿刻而成，无法作为订年的绝对标准，但全器纹饰仍为宋元风格，器形可能在二十世纪初叶由鼎改制为簋。虽如此，然仍可将此器视作宋、元以来金石学者对古器的研究与实践，及文人书斋清翫之品味取向的标本。两者同时都强调古器作为礼之象征功能，是古之圣人用以载道之物，并有证经补史的正面意涵。若以此文化角度为观察切入点，那么这件铜祭器的文化意义，其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款识:底（外） ：泳泽书院铜祭器至正廿六年造 参考:《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石守谦、葛婉章主编台北巿：国立故宫博物院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