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良渚文化中期: 约距今4900-4500年 说明:质地为深浅交杂、不透明的赭色玉。形则为略似上大下小的方柱体。器共分三节，自上而下，分别琢饰简化的神人面纹、神兽面纹及神人面纹，这种排列的方式，在浙江余杭反山墓地的出土品中，亦有所见。编号故玉2823者，宫中配有木座及珐琅铜胆，表示玉琮已改为花器之用，而落款于癸卯年（乾隆48年、1783）的御制诗则琢于内壁，亦以铜丝嵌于铜胆上。编号故杂1795者，宫中仅配有木座，座上刻有落款于乙巳年（乾隆50年、1785）的御制诗，此诗也琢于玉琮四壁的直槽内。两者的诗文排列均与纹饰相反，表示当时并未解读出良渚文化特有的神人、神兽面纹。有趣的是，比对之下，这两件琮上的御制诗是完全相同的。同一首御制诗出现在二至三件玉器上，根据目前所见约十余例，然多为时作玉或痕都斯坦玉，古玉仅知此例，有可能是乾隆皇帝也察觉到了两件玉琮的相似性！乾隆皇帝雅好艺文，经年累月的阅赏品鉴，以致于培养出一些掌握文物特质的能力。但是他对于内府文物收藏的整理，并不止于题诗以突显古物之妙这项举措。事实上，他曾以皇室之力，动员臣工，仿北宋《宣和博古图》的体例，将殿廷陈列与内府储藏的古铜器，精绘形制；传摹款识，陆续编辑《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乙编》等图录。此外，宫中藏砚编有《西清砚谱》等。而这些整理的工作，带动了清中、晚期以来古器物学、金石学研究的风潮。故此，清高宗对于传统文物，可说是功不唐捐。但是，为什么他未将最喜爱的古玉编录成书？今后倒是可以一探究竟。 款识:附件御制诗文 参考:《玉之灵光盘》邓淑苹台北巿：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12;《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冯明珠主编台北巿：国立故宫博物院2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