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册，明，董其昌绘，9开，纸本，墨笔，设色，每开纵26.4厘米，横16厘米。藏印：“□□田舍”、“竹窗”、“简静斋”、“□耕澹□”、“竹窗”、“苑西”、“顾子山秘匧印”、“江邨秘藏”、“□□堂春水长廊”、“清吟堂”。此册无作者款印，清人高士奇题跋云为董其昌所画。每页用笔面貌各不相同，依次仿高克恭、沈周、黄公望、倪云林、米氏父子等诸家。董其昌画过大量师法古人的册页小景，体现了他对前人笔墨技法的领悟和实践，高士奇称董其昌“临古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临古”而“变古”正是董其昌所追求的绘画境界。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清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清代康熙时期儒臣。钱塘人氏，自幼好学能文，工于书法。因大学士明珠推荐，入内廷供奉。康熙十七年（1678年）始，代为书写密谕并纂辑讲章、诗文，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十九年（1680年）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升侍读，累至少詹士。二十八年（1689年）从康熙皇帝南巡，至其家西溪山庄，御赐“竹窗”榜额。后受弹劾退休回籍。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复召来京修书，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四十二年（1703年）卒于家，谥文恪。康熙皇帝曾对其评价道：“士奇无战功，而朕待之厚，以其使朕学问增大也。”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号房山，大都（今北京市）房山人。祖上为西域人，后占籍大同（今山西大同），其祖父始与汉族通婚。父高亨奉母居房山，隐居不仕，治经学，对高克恭有很大影响。高克恭27岁入仕途，从小吏作起，累官至太中大夫。高氏能诗擅画，又兼数次赴江南任，因而与南方汉族文人士大夫交往颇多。在绘画方面，他擅长山水、墨竹等题材。山水初学米氏父子的水墨云山画法，继而法董、巨、李成诸家，融会贯通，终成其笔墨淳厚、烟云流润、水墨洇晕的独特的山水画风格。墨竹宗法金代王庭筠，笔法浑厚，富有生意，在元代初期画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与赵孟頫齐名，时有“南赵北高”之誉。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世代隐居吴门，父亲恒古、伯父贞吉均善画。他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博学宋元诸家，自成一格。一生布衣，优游林下，为人敦厚，笃于友谊，性情随和，胸襟磊落，是吴中众望所归的贤达长者。

绘画上擅长山水、花鸟，尤以山水著称，有粗、细两种面貌。早年主宗王蒙，上追董、巨，以细笔为主；40岁以后博取诸家，着意于黄公望，风格逐渐变粗，形成粗笔风貌；60岁后汲取吴镇画法，笔墨疏简苍劲，格调雄健宏阔。其成熟时期的山水，笔墨上既吸收了宋院体和明浙派的硬度和力感，又保留了元人的含蓄笔致，于苍中带秀，刚中见柔。构图造境方面，无论繁复或简略，都强调山川宏阔之“势”，一改元人空寂之境，又着意于朴实的“质”，于拙中藏巧。他开创了“吴派”画风，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黄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号大痴道人，常熟（今江苏）人。早年一度在大都（今北京）监察御史院当书吏，曾入狱，后隐逸于苏南和富春山，系道教全真教派教徒。他专擅山水，取五代董源、巨然的“平淡天真”，又得元代赵孟頫之“古意”，为“元四家”之首，著有《山水诀》。

册页的组合形式类似西方绘画中的组画，这种艺术形式在山水画中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一个地域不同的自然景观，在花鸟画中可以从多重角度、时节去描绘其自然姿色。在人物画中，可以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发生的全过程或细化表现某种道德观念。